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
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
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
贵的,超乎平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
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
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
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
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
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
。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重,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
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
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
变成了一个慈爱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
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
,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
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殊留意。他的
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
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
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
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 luidum),在国内
只有陈师一人,他被国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
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
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
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
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
,然而如同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
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有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
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
《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
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
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
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
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
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熟悉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
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国内外的大学者,他同
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
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
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
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离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
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
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
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
”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
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延根1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
0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
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
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
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
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
题,需要我来发复。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
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
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
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
,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
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
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这一年深秋
,我终于离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
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
,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长
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了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
谈了谈阔别10多年以来的具体情况,先生十分兴奋,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心研究院去拜见北
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殊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专心
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
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
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
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
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我
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
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
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兴奋,那是谎言
,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
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
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
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3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
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
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
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天天加
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
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钱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
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
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
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
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
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
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
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有名的史学家郑天挺
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
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
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
《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
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
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
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
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
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
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
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
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心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
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
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
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
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
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
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
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
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
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的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
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
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
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
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
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
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
首诗中写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应先生对此诗作注说:“寅恪赴渝
,出席中心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心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
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楼”
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
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的一大怪事
。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
,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我
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
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库,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
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
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假如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
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
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
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
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
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
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
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
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
。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
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
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
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
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
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
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髦耋了。现在我时
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
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
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
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
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
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
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
,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自己的年龄。
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
有100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
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
,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
己的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
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
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我只举一个小例子。自从盘古
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非凡的族类。知识分子有很多特
点。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穷”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
毛。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
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通考,考得一塌糊涂。可
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假如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
事无成的。我也碰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
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
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假如没有他同德国签订
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
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假如没有他
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
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
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
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
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
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
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殊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先生的弟子都
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列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
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
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
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