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德奇先生早年曾在中国工作过四年，他的孩子也在那里接受了几年中国式的教育。德奇说，其实拿中国和瑞典比较，两种教育模式各有优劣，比如中国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瑞典人这方面就差了很多；但瑞典式教育的好处就是，这个孩子假如是某方面的天才，那么一定不会被埋没的，因为他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用去学那些他不感爱好的东西。所以，德奇先生对中国家长的建议就是，假如能把“负担”加在孩子感爱好的地方，那么，学生和家长就都不会很辛劳了。
瑞典中学教师布洛克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孩子身上的潜质发挥出来，寻找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并向这些方面进行引导，而不是要用一个模子去复制几乎同样的“考试机器”，那样做就会把孩子的灵性扼杀掉。所以他并不赞成给学生太多的负担，无论是学习课内知识还是培养特长，该让学生“自由地生长”。
在日本的华人学者庚欣先生对记者说，1996年，日本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提出一种‘宽松教育’的思想，重点是要减少教学量，使孩子‘自主提高自身能力’。结果引起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变革。小学六年级授课量至1998年比10年前砍掉了10%左右。而且尤其注重孩子全面、综合发展，不要‘唯分数论’，更不要只死记硬背，无实际能力。这对中小学教育影响很大。”
《联合早报》负责教育新闻的高级执行记者潘星华女士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针对华文教学提出“少教多学”的教育方针。“少教”就是让教师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教师的精心引导下，对所学内容产生浓厚的爱好，主动进行学习和探索，最终达到学懂、学会、举一反三的“多学”目的。(本报驻美国、瑞典、日本、新加坡特派特约记者 侯玲玉 雷达 乔生 陈欣 本报记者 李虹)